认识VR实质的哲学进路
2018-01-02 20: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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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

作者:

刘宏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

袁子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

郑晴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源泉及发展路径研究” 成果, 项目批准号(RMXY2016C018)。

正文

引言

在中文学术界中VR研究成果的爆炸性成长主要发生在过去数年内,其中尤其是在2016年,这和产业界的VR热潮基本同步。虽然VR被媒体界视为极有潜力的新兴媒介,但是其研究总体上还是更多在自然科学领域。具体到社科性质的新闻传播领域中,目前对VR现象的研究兴趣则集中在新闻和广电行业中的应用开发前景上,对其所进行的基础性哲学探讨则未受到重视。

在笔者看来这种基础性研究的不足首先就体现在VR基本概念的界定模糊。当前在大陆媒体业和研究界中对于VR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很多人在概念使用中并未将VR与VR技术严格区别开来,忽视了VR技术是物质前提和途径,而VR是最终的媒介效果,两者的本体论实质是不同的。而在实践中,人们却经常采取比喻式的理解方式去阐释这一全新媒介形式,也就是尝试用熟悉的旧有媒介形式去对比和形容新的媒介形式。

笔者认为,如果要准确把握VR概念实质,就必然需要穿越哲学的领域。因为只有从哲学性的高度和视野出发,才能由表及里地分析和把握这种全新媒介是如何具体影响和改变人类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传播行为,同时产生出了怎样的(微观的和宏观的)传播效果,并且反过来最终对人类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以及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运作形态产生什么影响的。

因此笔者决定在本文中尝试从四个核心维度——现实、虚拟、沉浸和本体——入手,寻觅认识VR实质的哲学分析进路。下文中便分章节对这些核心维度展开评析。

现实

柏拉图在著名的洞穴寓言中谈到,人类的处境很可能就像终生困守在洞穴中的囚徒那样,由于只能看到透过身后火光投射在眼前石壁上的影像,就相信这些影像即真实世界的样子(柏拉图,1986:272-277),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同样面临着困守于自身感官世界中的处境。笔者认为如果将外部世界的状态定义为“真实”的话,那么“现实”就是指人们借助自身感官所形成的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和印象。

如果尝试在近现代哲学意义上来界定的话,那么“真实”和“现实”概念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按照康德的思想,现实事物所构成的世界只是现象界(Erscheinungen),而现象界的本质——物自体(Dinge an sich)——才是真实和恒定的,因此在他的观念体系中现实明显是不真实的(Kant,1998:391-399)。而黑格尔并不像康德那样悲观地认定人类理性是无法把握物自体的,他认为现象界是物自体的外在表现,物自体是现象界的内在本质,这两者间是互为表里的统一的整体性关系,而只有实现了这种统一性才能把握“绝对的现实”,在他看来人类似乎还是有机会去接近和揭示这种更加真实的现实状态的,因此黑格尔认为“现实是本质和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现实事物的表现就是现实事物本身”(黑格尔,1980:295)。

所以当我们使用VR概念的时候,应当注意其中的“Reality”概念中往往混杂了真实和现实这两个概念的意义,而且当我们在汉语中将其翻译为“虚拟现实”的时候,“现实”概念的含义中往往也因为兼有了“真实”的含义,从而具有了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积极肯定的价值评判,也就是暗示了这种现实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这类误读的原因并不仅仅来源于现代汉语中的表意模糊,而且由于词语概念背后的现代哲学观念中就含有相似倾向。

传统哲学话语导向很容易对我们理解VR概念施加潜在影响,所以应当注意将“真实”和“现实”概念加以区别。在笔者看来,“真实”是本体论概念,指的是对象的存在是具体而可靠的;而“现实”则是认识论概念,指的是对象的存在是可以被我们所感知并形成经验的。至于“真实”和“现实”概念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则属于哲学界的终极困惑之一。

目前中国学术界讨论VR时所依据的哲学理论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哲学体系,很多学者从传统二元论哲学本体观出发,探讨VR的本质属性。部分学者认为VR的本质是物质性的,因为VR的载体电子计算机是物质的。但是另一部分学者则反驳说,产生VR的物质基础和VR自身是不同的,就像产生意识的物质基础与意识自身不同一样。他们主张VR并非物理空间,而是人类心理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系统(沈骊天,2002)。这类争论最终陷入僵持,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两类学者对VR的认识本身有很大差异,所以他们的隔空喊话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论点交锋;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VR概念并不是从传统二元世界观中导出的,VR概念中所包含的将人类的感知对象和主体意识以虚拟途径相连接以及人工化再造现实的思维范式,是无法与认为存在着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以及认为一元是第一性、另一元是第二性的本体论观念相兼容的。

由于VR的数据化虚拟空间是基于人们内心世界景观所建构的,所以其性质是投射和影像,其产生的印象有时甚至会比外部世界本身还显得更生动和“真实”。而VR虚拟世界的高度真实感,同时也许还来源于其具有揭示外部世界实质的能力。世界的实质可能并非最终取决于各种物质性粒子微粒,相对这些粒子微粒在种类和形态上的高度复杂性表象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机制其实是更具决定性的,而这种机制本身就是在本质上更加单一而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无限可能的信息。

美国VR专家迈克尔·海姆(Micheal R. Heim)梳理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本体论演变轨迹。在他看来,在早期柏拉图主义者的观念中如果存在着真正真实的“Reality”的话,那么其实质就应该是完美而纯粹的,同时也是高度稳定和精神性的,相对这种真实而言,外界的时空物象都是对其扭曲变形的折射。而现代柏拉图主义者们虽然保留了这种理念传统,但是却不能继续将理论建立在冥想和隐喻之上,而是开始利用数学来解释时空中的物理关系,进而尝试揭示变化无常的经验现象界背后真正完美的数学性实质和“Reality”。西方哲学思辨迄今为止主要都立足于来自现实感知经验的推论和想象,而VR则为哲学思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全新可能。借助VR技术,我们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自由度和细腻度水平上,用一种近于“灵魂出窍”的全新视角,在模拟性复制和重构人类经验界现实的同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及其所处外在世界的存在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实质的问题,进而建立新型哲学观念系统(Heim,1993:128)。

虚拟

“Virtual(虚拟)”概念同样需要摆脱中文传统语境中所含的具负面价值倾向的语义,它并非意味着对更加“真实”的原始正本的模拟,也不是通过一种虚假的替代物来对人们的感官和认知进行欺骗,更不是指的一种空洞虚无的存在状态。这里的虚拟的含义是以信息化方式对物理性现实的再造,是一种认识和创造超越常规现实的全新形态实在的过程,其本身对人类文明规则和形态的发展进化具有重大意义(刘海杰,张怡,2010)。“Virtual”同时还有“现实的”“潜伏的”“近似的”“实际上起作用的”“事实上存在的”和“因内在力而能产生作用的”等意思,其拉丁文词源“virtus”和“virtuālis”有“美德”、“优点”以及“可产生某种效果的内在力量或者能力”的含义。

人类最初的媒介实践也许就是由虚拟化再现和表达的欲望推动的,该动机伴随着整个媒介发展史。VR研究学者吉姆·布拉斯科维奇(Jim Blascovich)和杰里米·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指出,整个人类历史中都可以找到人们创造虚拟世界的实践,从人类最早期的媒介手段——数万年前的岩画——开始,到包括文学故事、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表现手段,再到手稿、印刷、摄影、摄像、广播电视以及计算机和互联网等传播表现手段,其中心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人们创造出更加理想化的幻想世界,并通过感官或者意识的途径前往体验这种虚拟世界。所以他们认为VR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只是为人类长期以来不断推进的虚拟世界创造行为贴上了一个新标签(Blascovich&Bailenson,2011:24-36)。对虚拟化的追寻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文化本能,已经深深植入了人类文化基因。学者周逵也认为虚拟现实的媒介建构和对肉体的“自我超越”是人类媒介史中的一种基本逻辑,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动力分别是人类寻找模拟和复制感官体验的途径以及超越物理性限制的内在需求(周逵,2013)。

在升级虚拟化媒介的进程中,VR绝不会是终点,而仅仅是人类依靠当前技术手段所能够设计出的最先进的虚拟化媒介。当下的媒介虚拟化进程主要是以信息化和数据化的形式推进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此进程合乎逻辑的后果应是人类思维以及人类自身的虚拟化和信息化(Heidegger,1967:i)。以虚拟化方式推进的数字化革命也将使新时代的哲学框架发生历史性转换,即从现实性哲学转向虚拟性哲学(陈志良,2000)。而在笔者看来,虚拟化进程的起点并非始于数字化,其起点应与人类文明起点同步,也就是人类开始制作工具和使用媒介的那一刻,或者也可以说人类文明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虚拟化进程。当下几乎所有媒介都在电子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下被迫不断提升自身虚拟化程度,这种整体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从总体来看,虚拟——尤其是媒介化虚拟——的目的是利用媒介来象征、替代或者覆盖原初的现实世界,同时在建构社会关系和推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实现更为高效和理想的认知效果,所以媒介化进程其实就是虚拟化进程,媒介从根本意义上都是不同类型的虚拟化工具和途径。由于虚拟化之后的人工社会环境总是在特定意义上优于原初的自然环境,所以说虚拟化并不是对人类文明的终结和否定,而是人类文明一贯所追求和发展的方向。

沉浸

美国VR媒介学者格里戈雷·布迪亚(Grigore Burdea)和法国媒介学者菲利普·柯菲特(Philippe Coiffet)认为VR的三个最突出特征是:沉浸感(Illusion of Immersion)、交互性(Interactivity)和构想性(Imagination),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VR的3I特性(Burdea&Coiffet,2003:3)。

当人获得比较完备的VR体验时,所接触的媒介界面应当是隐而不显的,体验者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在观看电子屏幕,此刻媒介界面自身的存在是虚拟化的,其界限是模糊不清的(Sherman& Craig,2002:51)。与此同时体验者与VR空间的边界也是虚拟化和模糊不清的,或者说体验者的自我意识与计算机操作系统运算的边界也是虚拟化和模糊不清的,此刻体验者和VR空间在媒介界面上发生了交叠和融合,而这三者的融合也就是沉浸感的哲学和意识基础(Heim,1993:79)。

人的表情和眼神,以及后来的自然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最基础的人际交流传播的媒介界面,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这类媒介界面的虚拟性程度,所以不断创造出各种新型的人工媒介界面来补充、完善和超越其功能。VR所造就的沉浸式感知体验与各种现代媒介的重要区别在于:重新以多感官(multisensory)的体验形式取代了近现代媒介文化中由视觉所主导的媒介体验,给予长期被忽视的其它各种体感应有的重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人类在发明各种现代媒介工具之前的原初综合感官体验形态。

当前的VR设备还存在很多技术不足,用户在使用中会体验到各种的感官不适和认知困扰,这些问题一方面会随着设备更新改良而被逐步解决,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感知模式都是通过后天的媒介使用经验训练成型的,媒介认知和理解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并非自然现象,这也就使得我们在感知系统中形成了对媒介界面的依赖,并且在感知进程中不自觉地加入界面的形式,以便于在思维中对经验对象展开抽象性和虚拟化的理解。

人们沉浸在近于完美再现外界物理环境的虚拟空间中,很容易失去对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感和自我存在意识的把握。因为人们在物理世界中已经习惯于无意识地沉浸在对自我感官经验的依赖中,包括自我存在意识也是建立于这种无意识的沉浸和依赖上的,虽然这种感官经验的可靠性以及真实性本身是难以验证的。当前人们利用数码科技创造新型虚拟时空环境的尝试,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为对这种无意识认知状态的发展和延续,是对物理世界中的认知经验体系的再现和复制。这种行为的效果虽然可以被视作为一种媒介意义上的人类活动视界和疆域的扩展,但是却并非哲学意义上的根本性超越,因为人类仍然未能突破自身感官经验的先天藩篱。

本体

VR的核心功能是借助技术手段创造出高度还原外界物理环境的虚拟环境,并且在该环境中摆脱各种物理性和生物性规则束缚,从而进一步提升人类媒介使用体验和传播效能。但是这种对自由度的大幅拓展以及对现有规则的激烈突破,最终将会挑战被视为人神交界以及理性界限的那条困扰哲学界的重要边界,也就是真实和虚幻的边界,物质和精神的边界,主体和客体的边界。而这一边界的突破必然引发一系列重要哲学概念和人类世界观理念的重大调整,并最终重塑人类社会文明格局和生存文化景观。

如此关系重大的这条边界到底是事实性的存在呢,还是由人们所构想出来的观念呢?越来越多的当代哲学家开始倾向于认为后一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而建立在传统西方哲学基础上的二元主体论世界观也开始受到质疑。美国社会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认为,随着新科技对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关系的挑战,两者之间的传统人为界限已然不复存在,随之就应当建立一种人机结合的新世界体系,并在其中生成被她称为赛博格(Cyborg)的机器与生物的杂糅体,而人类都终将变为这种现实和虚拟的混合体(Haraway,2013:149-152)。

在笔者看来,赛博格在当下的典型形态就是人类与计算机的深度融合。随着人与机器边界的逐渐消融,人类势必无可选择地走上竞相完善自身机体功能和升级机体兼容机器效能的道路,这也将导致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的逐渐消失,以及以生物形态人类为物质基础的传统人本主义哲学的动摇。人类的赛博格化似乎并不是达尔文主义那种物竞天择的被动进化结果。人类在认识和利用外部世界过程中的官能发展,似乎并不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我变革和改造,其内在逻辑似乎正好相反,体现为一种由外而内的自我追寻和回归,而努力推进虚拟化的人类基本文化基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去协力实现某种基本源程序中设计好的人类完全形态。VR也是赛博格的一种可能形态,人类与机器的混合以及人类与信息的混合都将成为“后人类(Posthuman)”存在形态的选项。意大利哲学家罗西·布雷多蒂(RosiBraidotti)提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探讨应该如何界定后人类主体,而在现代科学技术实践狂飙突进的当下,后人类主体的哲学和政治学思辨却仍处于严重滞后状态(Braidotti,2013:39-42)。

在对传统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中,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人类的主体性以及从中引申出的主动性和世界中心地位并非公理,而只是现代人类文明为自己将自然视作为被动的客体,并将其加以边缘化和剥削利用的行为寻找的理由。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现象其实都来自于相同的源起,它们之间没有鲜明的边界,而是以各种方式互相关联和交叠,这些存在交集的现象就以所谓“类主体(Quasi-Subject)”和“类客体(Quasi-Object)”的形态存在着,这些现象的存在形态处于传统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可以被视为两者的混合体(Latour,2008:121)。

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则用一种“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阐释混合形态的人类存在,他认为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展了科学技术,但是科技也反过来转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经验和认识,并最终转变了人类自身,使得人类成为了与科技兼容共存的混合形态(Ihde,2009:44)。在这种混合形态中,人类与机器之间表现为一种“化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承载科技信息的机器在这种关系里面并不是一种客体性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人类的行为和经验中。

另一种人机混合形态的“后人类主义”主体性存在形式可以被称为“超人类主义”主体,在这一形态中人类可以通过深度人机融合,将自己的思想意识都上载和转移到赛博空间中去,从而彻底摆脱自身主体存在对物质性身体的依赖。只要在虚拟空间中确保能量和信息供应,人类的虚拟性主体存在理论上可以永生不死,同时拥有极大的发展和活动自由度,从而可以全面解放人类潜能(Thacker,2003)。美国文学批评家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将这一进程称为信息的“去身体化(Disembodiment)”,后人类能通过“去身体化”成为纯粹的信息集合体。这样一种景象令人联想起著名的“缸中之脑”假说,这类假说在近现代西方文化话语中一直具有末世色彩,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却成为了一种未来主义愿景,其中也反映出了社会文化基调的根本性嬗变。

在上述学者揭示的混合本体论视角下,VR能为混合主体的发展提供理想的实践平台,同时也是加速进入“后人类”状态的现实技术途径,不论是实现高效人机深度融合还是建构虚拟赛博格社会,VR都已展现了高度现实可行性和发展空间。

结论

通过以上几个维度的评析,基于对VR实质更清晰的哲学理解,笔者尝试做出如下概括:VR作为借助计算机技术生成的数据化虚拟空间,其基本功能是利用电子信息媒介让使用者获得等同于在外界物理空间或理想化幻觉空间中的感官体验,VR进一步提升了人类媒介应用的虚拟化水平,并通过沉浸体验推进了人类向混合主体和后人类形态的发展转变。我们应该基于这样的理解更准确地认识VR的文化意义和现实价值,从而更理性地推动其功能研发,并更谨慎地运用其相关技术。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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